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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⑦|《舆论》——我们能达成共识吗?

人生苦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最具独立性的一件事,就是在耐心倾听权威人士的解释后,再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强化其权威性。——李普曼

今天要分享的一本书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舆论》

其中提出的刻板印象一词已是深入人心,下面一段是对经验的约束条件的描写: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工作在世界的一隅,活动范围限于小圈子之中,密切交往的人届指可数。对于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我们充其量只能了解某个方面或片段。在这一点上,即使是那些起草公约、制定法律、发布政令的“局内人”也不能免俗——他们和处在公约、法律、政令约束之下的普通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然而,在时间,空间和数量上,我们的见解又必然覆盖比我们所能直接观察得到的事物更为广泛的范围,这部分见解便是由他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凑出来的。

信息获取的限制及思维的惰性:

既然地位和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看到、听到、读到、体验到什么,以及哪些信息能够被获准传达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听到、读到和体验到,那也就难怪我们会更习惯于进行道义判断而非展开建设性的思考。但是,要想进行有效的思考,首先要避免进行判断,这样才能重获一种单纯的视角,摆脱情感因素的影响,令自己充满好奇心并且襟怀坦荡。整个社会的共同政治观念的形成,需要一种几乎所有人都难以片刻达及的平静且忘我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但纵观人类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公共事务与每个人休戚相关,但是我们全然沉浸在私人事务中。我们很少花心思拿出时间和注意力去批判性地看待各种观念,我们总是被各种杂事束缚手脚。

如果说不同社会阶层决定了群体的观念,那么这些观念也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

体制之所以存在,并非因为人性的扭曲,而是缘于任何群体都会有自己的观念,而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根本不会如想象那般水到渠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想要对自己难以企及的领域有所行动,无疑是千难万难的。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迁徙,可以参与罢工或抵制运动,可以通过喝彩或嘘声表达自己的态度。通过这几种方式,他们偶尔也能够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加以拒斥,或迫使那些阻碍自己心想事成的人做出让步。不过,人们一旦采用了群体行动的方式,也就扼杀了建构、设计、协商或治理的可能性。离开了组织严密的等级制度,公众便无法产生向心力,他们完全有可能因为物价高企而拒绝购买任何东西,或因为薪水微薄而不去上班。工会可以通过群体行动的方式打击自己的敌人,使工会领袖获得与资本家协商甚至达成协议的底气。这样一来,工会完全有可能赢得加入统治者阵营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只能通过体制得以行使。一个国家可以发动战争,可仗一旦真的打起来,也必然需要拥有一位至高无上的指挥官。

新闻媒体自身的弱点及如何克服

新闻媒体既不像辛克莱先生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行径恶劣、老奸巨猾,也不像民主理论所声称的那样牢不可破、固若金汤。它太脆弱了,实在无法肩负起捍卫人民主权的重担,亦不能自发提供民主主义所想象的那种浑然天成的真相。如果我们一心期待新闻媒体能够提供这种真相,那显然就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先天局限性以及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公德心和各方面的能力。我们错误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始终存在着某种毫无利益诉求的真相,而我们尚未能从自己的品位出发、通过实实在在的分析将其发掘出来。

如果有人认为报纸必须要承担起对全人类的总体公共生活进行转译的使命,并使所有成年人都能就每一个悬而未决的事务达成共识,那么他注定要大失所望。报纸过去不能、现在不能,未来也绝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世界绝不可能仅凭臆想中的”所有人的共识“便实现有效的治理。这种观点的人,下意识地认为所有人都是“全能读者”,并寄希望于新闻媒体能达成连代议政府、工业组织和外交政策都无法达成的目标。在一天24小时内,报纸能每个人施加影响的时间不过只有30分钟而已,可人们竟然奢想其能够创造出一种名唤“舆论”的神秘力量去弥补公共体制的漏洞。就连新闻媒体自身,也经常错误地做出“自己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姿态。在我们尚未对民主理论的基本前提做出修正的情况下,新闻界便一味引诱现行民主制度对自身抱有殷切的希望,促使报纸自发地为无法生产信息的全部政府部门及社会议题提供信息成为一种机制。新闻业必将为此付出高昂的道德代价。那些无法在其内部形成知识机制的社会部门,最终变成了社会中的“问题结”(bundle of problems);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担,就压在了始终视新闻媒体为一个整体的“全体人”的肩头。

换言之,新闻媒体被当成一个直接民主机构,而且人们对它的期待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大;在人们心中,除了报道新闻之外,媒体还应当发挥与提案、公投和罢免等民主政治程序相似的功能。报纸如同一座“舆论法庭”,不但昼夜无休,而且要对万事万物做出裁决。这一切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若考虑到新闻的天性,这一切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闻的准确性与其所报道的事件在公共记录中的准确性是成正比的。对于某一事物来说,除非其能够被清晰地命名、测量、赋形和具化,否则便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根本不可能变成新闻,要么沦为偏见的产物。

因此,在总体上,通过对现代社会进行报道的新闻的品质,我们可以管窥各种社会机构的运行状况。越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机构,其利益往往越能在新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问题往往越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解决,新闻对其报道的手法也越客观,其相关事务被呈现为新闻的过程也越顺畅。所以,新闻媒体往好了说,算是社会机构的仆从或监护人;往坏了说,根本就是一小撮人利用社会秩序的混乱为自己牟利的工具。社会秩序越混乱,某些寡廉鲜耻的记者便越有机会浑水揽鱼,而那些忠于职守的记者却不得不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

区块链是否正好可以做到“一个去中心化的、以具有可比性的记录和分析为依据的协同性决策机制”呢?

然而,新闻媒体并不是社会机构的替代品,而更像是探照灯射出的一道躁动不安的光柱,一个接一个地照亮原本藏匿在暗夜中的事物。人不可能仅凭这么一道光柱就对整个世界了然于胸,也不可能仅凭某些插曲、某些事件和某些争端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 只有在自身的观念之光和新闻媒体之光同时照向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人们才能够获得充分的智识去共同做出一项决定。真正的问题并不像新闻媒体所呈现得那样浅显,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如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令社会机构建立在分析和记录的基础上,并将这一原则向其他社会领域推广,包括摒弃“全能公民”理论,以及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以具有可比性的记录和分析为依据的协同性决策机制。假若再在管理机制的中心设立一套审计制度,以确保各职能岗位上的人及各部门的主管更清楚自己的权责所在,那么再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一气了。此外,这套明显更具优越性的机制不但能够将真正的新闻“揭示给”媒体,也能对媒体的报道过程予以检验。

当然,这只是一种激进的设想。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困境,与代议政府(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功能性的)和工业领域(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协作式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所面临的困境,均可追溯至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自治的人民没有能力通过创设一套认识机制的方式去克服其自身的偶然性经验和偏见。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缺乏关于世界的可靠图景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而政府学校、报纸和教会在修补民主制度显而易见的漏洞,以及矫正人们对于外部事务——包括与那些“索然无味的大事”完全相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及如“三条腿的牛犊”这样的猎奇性事件——所持有的一系列严重的成见、冷漠和偏颇态度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这就是所谓的大众政府最主要的缺陷,这一缺陷深深根植于其传统,成为所有其他缺陷的源头。

本文标题:读书笔记⑦|《舆论》——我们能达成共识吗?

文章作者:FKT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30日 - 14:09

最后更新:2019年03月29日 - 12:03

原始链接:https://freeknight.cf/2018/09/30/boo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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