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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④|《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由此形成的社会自主性是应该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本书作者项飙

这次和大家分享的是项飙老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看此书的原因是去年清理所谓的“XX人口”而看到有人分享。发现这本书20年前写就的,放到当今来看更是让人惊叹,可能是中文里人类学最好的作品之一。以下粗体为个人所加

关于项飙老师的更多见解:悬浮、流动和秩序,牛津大学项飙教授怎样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对城市的理解缺少什么,又是什么促进了繁荣?|城市问题读书笔记(下)

先来看看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清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著名人士在某著名大学尝试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而告失败。他对新闻界宣称,失败的原因是“教员素质太差”。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是因为它背后有明显的悖论。改革方案不是艺术品,别人接受不了,只能说明方案设计者自己考虑不周,甚至无能。怎么能把板子打到对方身上呢?但是,这样的逻辑偏偏在相当一段时间,以至到现在,还很盛行。“素质太低”几乎是所有人挂在嘴边的论调,成为解释各种问题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对那位改革者,以及大部分感叹“素质太低”的人,还是感到尊敬。他们毕竟在认真想着这个社会里的事。在更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满怀热情的社会科学专家和革命家,在为群众谋福利的努力中造成群众的痛苦。

并不能认为是这些悲壮的失败者“昏了头”。他们对社会往往有成体系的理性认识和规划。当人们在说“素质低”“太落后”等等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有一个理论在。正是和他心里的理性认识相比,人们才显得“素质低”。不是缺乏理性,而是过于理性。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固守了僵化的理性。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常常感到焦虑以至灰心。在成堆的问题面前,我们常常说“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但问题是,“怎么形成市场?”——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市场。当我们从概念、从一些理论出发看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但感到自己是“落后”的,而且是偏离“正常”形态的;不是“假以时日”便可迎头赶上,而是不彻底改造自己就没有希望。

这样的焦虑和灰心恐怕是危险的。“忧患意识”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应该怎么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发展主要来自不断的探索而不是事先一揽子的设计。设计可以仅凭理性,而探索必须要有自信作为支撑。在我看来,我们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们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比较彻底地从我们的日常行为本身出发,来看我们社会中的现象。正是这种想法,激励我在当今中国著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北京“浙江村”这个“奇怪”的社区蹲了近6年的时间。我相信长时期的观察是了解事实细微机理唯一可靠的方法。

本书正是描述了“浙江村”是如何自组织的,作为社区又是如何与政府互动的。正是由于作者长时期的观察,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下面节选自第六章:1988—1992:扩张,P250-251,描述了西方社会如何与政府互动的策略以及“浙江村”人如何应对政府驱赶的策略:

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流动人口来说,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体制安排,以及城市政府隔三差五的清理,都是非常不利的环境。“浙江村”的拉锯战让我们想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人们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的合法修改权只掌握在国家手中时,他会怎么办呢?

我们曾关注到的策略是三种:表达、变通和退出。表达被认为是西方社会中的典型策略。包括辩论、游行、呼吁,乃至激烈的对抗,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团结成”压力群体“,使国家改变政策。显然,表达发生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有明确的分野。变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产。人们对某一政策心存不满,却并不叫喊,而是私下里找领导或政策执行者”商量“,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Hirschman(1970)提出了”退出“的概念,指当一个人对某种物品供给、组织或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时,他就离开它。大量的退出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再能维持,从而导致资源分配及制度安排的调整。如果有关的制度、组织等涉及国家,那么退出也就可以成为改变行动者和国家的关系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先决条件是”有处可退“,得事先存在替代性的物品、组织与制度。

如果把Hirschman的概念拓展到社会学研究领域,那么以上三种策略就可以大致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所谓“民主国家”中发生的,像表达与退出;另一类则是在所谓极权社会中发生的,如变通。事实上,变通也正是被视为极权体制下的“非正式政治行为”。那么就有两个问题:第一,除了这两种较极端的类型之外,还有没有中间类型的行为策略?第二,除了这些与其背景性的结构相统一、相整合的行为方式(比如表达行为与国家—社会的结构性分化是同一事实的两面)之外,还有没有与现行结构并不完全统一,可能导致结构性变迁的行为策略?

“浙江村“的”逃跑“提醒我们在事实中还存在另一个策略:逃避。它与表达、变通不同。它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度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漠然的态度。如果说表达和变通都是要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逃避则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它要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逃避与退出的区别在于,退出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行为本身远要重要;而逃避是不为制度所认可的,它就是行为本身。

这样,逃避策略具有了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难以监督。因为它是不出声的,随时可以发生的。二是难以惩罚。不管怎么说,总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三是有形成集体行动的需要和可能。(项飚,1998)这是为什么这项“不起眼”的策略能推进制度变革的原因。

面对轰赶的逃跑是“逃避”策略的一种。我们后面要看到盖大院、盖市场,很多东西都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糊里糊涂”成为既定事实。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浙江村”是在对原有体制的逃避中,来建造自己新的社会空间的。我想其他的流动人口群体及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多少也带有这样的特征。

这几段话中,让我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对怎么与政府沟通的手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所谓“国家与社会的分野”。

最后,后记:理解的知识部分让我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解上有了新的认识:

书的一开头,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现在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写这本书。

……

在西方近来“后现代人类学”和有关“实验民族志”的论说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不少讨论。尤其是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对以为的民族志文本作了文学批评式的分析,指出了在民族志写作中许多被制度化了的虚假现象。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人类学者把自己扮演成全知全能的上帝,隐身遁形而洞察一切。

但是光说“回到事实”还不能解决问题。让研究者出现在文本中,并把研究的个性特征和主观特征表露出来,这固然反映了一方面的事实,但这样的人类学写作还能不能算是“科学”呢?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意义与其说是在诘问民族志形式的学术合法性,不如说是让我们借人类学的实践来反思我们的科学观和知识观。

科学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形式。在传统上,我们所持的是“支配性”的知识观,即认为科学的用意在于“把握”、支配客观世界。尽管这个科学观所说的“世界”同时包括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人文世界,但是它强调,当这些现象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时,它们是独立于思考者之外而存在的,彼此是完全分离的。在表述形式上,它将努力表现为一系列严密、清晰、彼此有逻辑关联的命题。

而我认为,人类学(其他的社会科学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应该是一种“理解的知识”。

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并不是建立在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如果我对这个概念没有理解错的话)的基础上的,最简单地说,就是“人和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这一预设之上。“这个世界上最难以理解的事情是这个世界可以被理解的”,而人和人是怎么可以互相理解的,也是同样具有魅力和挑战的问题。“人可以理解世界”这句话可以看作自然科学的出发点,“人可以理解人”可以作为人文思考的缘起。

人类学学科产生的背景,是本世纪早期开始出现的新的世界人文格局。这个格局的核心特征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开始“遭遇”在一起,建立互相之间的理解就成为人类学的目的。其后的人类学,也都是随着不同文化之间“遭遇”的加深,为了更好地探求理解的方式而发展的。

“理解的知识”和支配性知识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对述说者和被述说者,以及和阅听人之间的关系有新的理解。首先,我认为不应该把被述说者(调查对象)处理成外在的,特别是可以被全面“把握”的客观存在。述说者和被述说者是相互映照而存在的,研究者只能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下观察被研究者:有研究者的“引发”,才有被研究者的“发声”。在观察者观察被观察者的时候,被观察者也观察和思考观察者。只有在互动的过程中,被述说者才会展示自己,述说者才据此获得他想要的信息。而在过去的文本里,被述说者似乎是在“无对象”地述说着他们的“普遍事实”,而能“看穿一切”的研究者又能把这些全面地“掌握”在心。

……

关于个别化的描写方式,我们还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通过零散、具体的事实而达成更深的认识呢?过去人类学报告中所以采取概化的叙述,正是认为它在认识层次上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零散现象要高。我重新回到具体事实,是要尝试把民族志从对社会“面目”的描写转而到对社会组成方式的探求。

……

我所说的对“社会组成方式”的探求,至少是对面目描写的一个补充。它把社会看作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实体;它注重不同的人怎么联系在一起,而不注重对总体的俯瞰。

旨在揭示“社会组织方式”的文本,难以“一、二、三”地列出社会的基本特征让人“一眼看穿”,但它希望能让读者理解、体会,以至“体味”这个社会。在这个取向下,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冲突,不被看作是两个实体碰在了一起,而是被看作是不同的社会组成方式纠缠在一起。一个社会中的某些特征可能会在另一个社会中发现;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只起源于它们内部的某一组关系的不调和。浮现在人类社会的海面的,是一个个独立的岛屿,而这些岛屿在水下乃是互相连接着的。只有更多关注到社会的内在的具体的组成方式,我们才能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统一性有更好的理解。同时,我对人类学促进互相理解的使命也持乐观态度,如果我们把文化看作一个个实体,那么我们只能用“碰撞”“冲击—反应”这一类的语言想象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当我们注重不同文化的组成方式时,那么我们就看到,各种组成方式都有自己的延展性,它与其他的组成方式是能够发生沟通,互相交错的。

还可能令读者感到不习惯的是,我没有把“浙江村”处理成标准的学术研究对象,书中常常出现社会评论式的叙述,比如关于如何看待帮派,以及有关爱心小组的看法等。不错,”浙江村“在我心中更多的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用以写文章的题目。我不认同社会科学写作中的”超脱“态度。我对”学术工作的独立性“一说一直不太理解(它不仅是像”司法程序的独立性“那样强调不受行政干扰,它不仅是面对政治领域而言,而且似乎要强调面对全社会的”独立性“)。对那些声称要以”学术独立性“为前提,要”以正义的鞭子来抽打社会“的说法我更是不懂。何为正义?我们当然可以在字面上规定一些条文将之称为”正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满足这些条文,”鞭打“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但在我看来,”正义“更是一个实践和历史的范畴,是在不断实践和不断修改中才获得意义的。正义是实践者创造的,每个人都有它的正义观。知识分子固然是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但是同样要看到,广大农民的批判和反思并不少于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批判,知识分子恐怕发不了声,改革开放也启动不了。这一点在本书的第三章中已经有生动的体现。只不过农民和普通群众的批判和反思没有表现为文字而已。不去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如何被界定、如何被实践,这”正义的鞭子“凭什么就落到了你手里呢?支配的知识观认为学术研究可以超越社会实践,能”客观“全面地掌握事实;所以它能独立于实践领域之外,以知识权威的面目告诉人们如何如何。而我认为这一超越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思考就是实践过程中的一小环。在今天,教育和信息传播大为发展,实践者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思考能力都接近于研究者,我觉得人文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需要被重新思考。

我写这本书,目的并不是要发展独立学术系统中的某一概念,而只是想提醒大家要对自己的实践方式进行反思。是我意识到,人们把”总体判断“作为行动的前提,是由危险的,因为所谓对社会的”总体认识“可能是虚假的。这才有了我从”支配的知识“到”理解的知识“的转变。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发现并试图解决真实的问题所在,这是我的出发点。

这几段话让我更好地理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永远要学会谦卑,掌握知识或理论容易形成一种傲慢,可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结果变成了教条。之前说没有自由,真理也会变成教条,其实因为傲慢或狂妄,真理同样会变成教条。而从实践中掌握朴素的道理,这可能是当初农民或工人认识世界的方式,这同样是世界运转的方式之一。

本文标题:读书笔记④|《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文章作者:FKT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21日 - 19:07

最后更新:2019年05月07日 - 13:05

原始链接:https://freeknight.cf/2018/07/21/boo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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